“全过程民主”的民主特征与法律界限

"全过程民主"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民主特征被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其目的是为了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方针,充分发挥人民作为民主主体在公共决策和国家权力有序运行中的重要参与、监督和保障作用。由于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实现的重要制度载体,因此,"全过程民主"的实现必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民主特征的"全过程民主",不仅重视作为民主价值重要表现的"选举结果",更重视选举后的人民的参与和监督。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全过程民主"也包含了应当充分发挥"协商民主"伴随人民民主全过程发挥治理作用的功能。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要在法治轨道上来推进各项民主制度建设,注重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机制以及民主治理方式的法律界限,从而保证"全过程民主"健康、持续和有序地发挥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的民主功能。     

刑事承认的生成逻辑、结构诠释和解释路径

刑事承认中的权利处分理念存在三重逻辑：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国“无讼”“和谐”等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在理论逻辑上是对权利之可选择性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落实。受本土文化和新时代司法公正观的影响，刑事承认的内核为“推定刑事承认为真实”,呈现出“窄入口”“强效力”和“窄出口”结构。该结构决定了刑事承认的进入机制较为严格：在程序要件上受承认能力、意思表示和承认场域的约束；在实体要件上以存在事实基础和其他证据为内容。刑事承认的“强效力”表现为推进诉讼证明进程，并由此催生提高诉讼效率及减少审前羁押之衍生效力。此外，刑事承认的退出机制受到严格限制，仅包括以“意思表示不自由”为中心的撤销机制和以“尊重客观事实”“合理处分”为中心的推翻机制。     

见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之精神损害问题研究

鉴于见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制度对全社会传播正义的价值与公平责任制度守望互助的基本理念最为契合，因此见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宜定性为公平责任的具体适用情形之一。由于精神损害结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结合见义勇为者亟须优待的社会需求，应当将精神损害纳入受益人适当补偿的损失范围。关于具体的精神损害补偿路径，应采取多样化的救济机制，并且对精神损害补偿数额加以限制，实现见义勇为者和见义勇为受益人双方利益的平衡，为《民法典》时代中见义勇为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行性的解释论方案。     

论侦查、调查与强制及其合法性审查

侦查与调查之间并无本质差别,侦查本身便是由一系列调查活动构成的。调查活动根据是否涉及基本权干预,可以区分为任意调查与强制调查。强制包括对人身自由的强制以及对其他基本权利的强制,后者属于调查活动的一种,而前者则不能被归入调查的范畴,因为对人身自由的强制只能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而不能用于获取证据。留置在监察法中亦被定位为一种预防性的强制手段,但由于相应规制的缺失,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在刑事审判中,对于监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采取的各项强制处分,应适用同样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而此种标准的真正贯彻,要求必须采用一种开放性的参与式调查和侦查模式,辩护律师的有效介入则是实现此种模式的必备前提。     

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必然要求。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妥善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个人信息”的认定——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切入

个人信息已成为21世纪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断涌现，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重点领域。在司法实践中，混用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现象屡屡发生，影响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也关系着刑罚的处罚边界。“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是刑民规范聚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应当尝试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价值指引下解读“个人信息”概念：在形式上，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基础，采取狭义的个人信息认定方式，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隐私进行明确区分；在实质上，深刻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内核，个人信息作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充分体现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本质，从而为实现信息主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提供坚实基础。     

司法的"官僚化"与"后官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权管理

司法组织的官僚化是法治社会到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司法在组织结构上向现代官僚制发展是司法目标、诉讼价值目标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司法官僚制具有明显的优点:它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有助于加强系统内的权力监督;增强司法权对外部干预的抵御能力。但过分"官僚化"则会产生更多问题,如与司法民主的社会诉求相悖,影响审级制度的正常运行,制造新的公正危机,并从整体上降低司法审判的效率。针对我国国情,在对传统司法组织进行改造时,一方面应当继续深化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改革,另一方面则应当努力解决过度官僚化带来的问题,如民主问题、等级问题等,这些解决途径主要包括:对司法组织进行"扁平化"改造;提高诉讼的民主参与程度;科学分权,均衡各层级法院的权力等。     

《民法典》视域下高空抛物补偿责任制度的适用困境与破解

《民法典》第1254条对高空抛物制度增设了相关规定，极大地提高了该制度的合理性，但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适用高空抛物补偿责任规定的案件梳理，发现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对高空抛物补偿责任制度适用的案件类型、补偿范围、补偿项目、内部分担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究其原因在于现行立法规定表述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对高空抛物补偿责任具体如何适用略显不足，理论上对补偿责任的性质存在争议。宜将高空抛物补偿责任定性为公平责任；明确适用案件类型包括抛掷物、坠落物致害案件，并类推适用于下水道堵塞案件；补偿的范围不宜覆盖全部损失数额，宜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到补偿项目中；采取平均分担和比例分担相结合的损失分担方式。     

自动驾驶“电车难题”的刑法规制路径

面临“电车难题”困境时能否适用紧急避险予以出罪存在讨论空间。基于对“生命价值不可衡量”的通说观点的质疑,提出生命价值的相对性以及在自动驾驶中对生命避险的适用空间。在对生命实施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的选择上,纯粹的功利主义和社会团结义务都存在无法避免的缺陷,实际适用范围有限。修正的功利主义理论承认一般意义上“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但特殊情况下不同生命主体的值得保护性存在差异,在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允许对生命进行衡量。在该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自动驾驶不同场景下的碰撞情形进行具象化的分析,得出系列运行规则用于程序设计中的算法指导,在检视自动驾驶程序设计行为符合紧急避险构成要件后实现其阻却违法的出罪目的。     

认罪认罚背景下检察机关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之再考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少捕慎诉”“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理念及轻罪刑罚轻缓化为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提供了契机。但该制度的实体适用规范模糊,未明确认罪认罚主导作用;适用程序较繁琐;我国未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起诉必要性审查机制以过滤不当起诉,导致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较低。故应在“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适用”理念下,明确其实体规定,确立认罪认罚的主导性地位;简化内部审批程序,赋予办案人员适用酌定不起诉的独立性;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起诉必要性审查机制,倒逼检察机关重视起诉必要性问题;同时要激活检察建议制度。